案例：2007年11月8日，患者A（女，84歲）因“粒細胞缺乏、肺部感染、冠心病、陳舊性心梗、心功能Ⅳ級、Ⅱ型糖尿病、腎功能不全”入住某醫院急診，當日因病情危重轉入急診ICU。在轉運途中發生呼吸、心跳停止，予心肺復蘇，復蘇后行氣管切開。
 

　　2007年11月25日，患者A（血型O型）因貧血需要輸血（懸浮紅細胞），鄰床患者J（血型B型）因上消化道出血也需輸血，護士甲和護士乙核對后在操作時誤將鄰床患者J的“B型”血輸給了患者A，醫院當即組織搶救，防止各種并發癥的發生，經嚴密觀察7天并進行相應積極救治，患者無急性溶血現象發生，腎功能損害無加重。患者A于2008年2月26日經治療無效死亡。
 

　　2009年7月15日某區醫學會出具了《醫療事故技術鑒定書》，認定了該醫院對患者A的診治過程中存在以下違法、違規事實：

　　1、在將患者A轉運監護病房途中出現呼吸、心跳驟停，院方提供的資料顯示“即刻給予可拉明1.125g，洛貝林9mg靜脈推注”，但對此點患方有異議。

　　2、違反《靜脈輸血護理操作規程》，誤將“B”型血200毫升輸給患者A（本人是“O”型血）。

　　3、患者輸入異型血后，出現一過性心率增快、體溫升高、呼吸加快、血壓改變，化驗檢查顯示：血色素、血小板有所下降，轉氨酶、總膽紅素升高，由此給患者病情帶來一定影響。此患者為高齡女性，且患有：粒細胞缺乏、肺部感染、冠心病、陳舊心梗、心功能Ⅳ級、Ⅱ型糖尿病、腎功能不全、高血壓3級極高危組，屬于高危人群。輸血錯誤給患者病情造成一定影響，對于患者的死亡不排除沒有因果關系。

　　結論：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第351號令，《醫療事故處理條例》、《醫療事故技術鑒定暫行辦法》以及《醫療事故分級標準（試行）》，本病例構成一級甲等醫療事故，該醫院負次要責任。

　　2013年10月27日，護士甲和護士乙因涉嫌醫療事故罪被某公安局立案并予以刑事拘留，2013年10月29日被該局取保候審，2014年10月14日被檢察院取保候審。

　　2014年5月5日某區醫學會出具《對〈醫療技術鑒定書〉補充說明函的回復》認定：在轉運到ICU的途中發生呼吸、心跳停止，予心肺復蘇，復蘇后行氣管切開。

　　第17天（11月25日）因貧血輸注懸浮紅細胞時，誤將另一患者的“B”型血（大約200ml）輸給了患者A（O型），違反了《靜脈輸血護理操作規程》。當即出現一過性心率增快、體溫升高、呼吸加快、血壓改變，化驗檢查顯示：血色素、血小板有所下降，轉氨酶、總膽紅素升高等，經治療和觀察，懸浮紅細胞誤輸未發生致此患者死亡，患者也無急性溶血現象及腎功能損害的加重。

　　患者為高齡女性，且患有粒細胞缺乏、肺部感染、冠心病、陳舊心梗、心功能Ⅳ級、Ⅱ型糖尿病、腎功能不全、高血壓3級，屬于高危者，于2008年2月26日（此日期為輸血后第92天），經治療無效死亡。

　　鑒定組專家分析一致認為：本案輸血錯誤，給患者病情造成一定影響，對于患者的死亡不排除沒有因果關系。鑒定結論為本例構成“一級甲等醫療事故”，醫方負“次要責任”。次要責任是指醫療事故損害后果主要由其他因素造成，醫療過失起次要作用。

　　2014年9月26日該公安局向同級檢察院遞交了《起訴意見書》，并以涉嫌醫療事故罪將案件移送審查起訴。2014年11月6日檢察院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將此案退回補充偵查，2014年12月2日公安局補充偵查完畢并將案件移送審查起訴。2015年1月15日退回補充偵查，2月10日補查重收。

　　本案經訊問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交代：患者A和患者J所輸的血同時送到急診科治療室，護士甲在治療室核對后送到病房床前準備輸血，在病床前護士甲和護士乙再次予以核查，核查完畢后，當時患者J輸液未結束，就先給患者A輸血，輸血前要護士甲建立靜脈通路并用生理鹽水沖洗管道，同時輸入抗過敏藥，然后護士乙將血液（血袋標簽內容為供血機構名稱及其許可證號、供血者姓名或條型碼編號和血型、血液品種、容量、采血日期、血液成分的制備日期及時間，有效期及時間、血袋編號/條形碼，儲存條件）交給護士甲，甲將血液給患者A輸上。

　　輸上血后，患者無不適反應，家屬探視時發現血袋標注B型血與患者血型不符，立即停止輸血并開始搶救。
 

　　一、偵查階段：

　　1、偵查機關起訴意見書認為，護士甲和護士乙在給患者A輸血時未履行床旁核對職責，誤將B型血輸注給O型患者A，導致患者A因多臟器功能衰竭死亡，故以護士涉嫌醫療事故罪將案件移送審查起訴。

　　2、辯護人辯稱：

　　（1）護士甲和護士乙在輸血前和輸血時均完全按照國家規定的輸血操作規程履行了查對復核之職責，并未違反輸血技術規范的核對規定。

　　（2）本案輸錯血發生在護士按技術規范核對完畢之后，輸錯血僅僅是一般的民事過失，但護士并沒有違反技術規范要求的核對規定。

　　（3）某區醫學會的醫療事故技術鑒定意見是基于民事舉證責任倒置規定進行的，其因果關系評價并不適用刑事案件，更何況該民事因果關系評價是醫院兩方面過錯的綜合責任，而并不僅僅是輸錯血的責任，更不是護士的個人責任。

　　（4）本案沒有任何證據證明患者死亡是輸錯血所致，再說醫學會的鑒定意見也認為患者3個月后死亡主要是其自己高齡及多種原發疾病的自然轉歸，即便按照該鑒定的所謂“次要責任”，也不能證明患者是因輸錯血而死亡，患者死亡的根本原因還是其自身原發疾病。

　　（5）本案并不存在醫療事故罪的犯罪構成要件，護士的行為并不構成犯罪，本案某區醫學會醫療事故技術鑒定意見及次要責任的結論根本無法認定護士構成醫療事故罪。

　　（6）本案已經超過法定的追訴時效，依法應不再被追訴。

　　因此，應依法撤銷案件。
 

　　二、審查起訴階段：

　　1、辯護人辯稱：

　　（1）根據法律規定，本案已過追訴時效期限，依法應當不予起訴。

　　（2）本案護士沒有違反查對、復核制度，也不存在嚴重不負責任，根本不符合立案追訴標準，顯然不應起訴；

　　①根據《臨床輸血技術規范》、醫院頒布的《安全輸血操作規程》，輸血前及輸血時應按照輸血操作規程履行查對復核職責，但之后僅是再次核對血液有無破損凝固等情況，即可用符合標準的輸血器進行輸血，技術規范并不要求再次核查；

　　②本案護士“核查的事實”證明其行為完全符合輸血操作規程，履行了查對復核職責；

　　③本案護士按核對制度已經核實完所有內容，只是在輸血時最后環節存在不慎，但該最后環節相關制度并未要求核對，且事實上也不可能核對（血袋上沒有患者姓名，無法和患者本人核對），故該輸錯血雖存在一般民事過失，但并不是違反核對規定，故護士根本不存在“嚴重不負責任”，不符合立案追訴標準。

　　（3）本案患者死亡與輸錯血之間沒有因果關系，也沒有充分證據證明存在因果關系，護士依法當然不應承擔刑事責任；

　　①本案某區醫學會的醫療事故技術鑒定意見已經明確患者并不是因輸錯血而死亡，醫療事故鑒定認為的“不排除沒有因果關系”并不能證明存在因果關系；

　　②鑒定意見認為“輸錯血給患者病情造成一定影響”，僅是一種可能性的推論，并沒有任何證據證明。

　　③即便某區醫學會的醫療事故技術鑒定意見認為的次要責任，輸錯血也不是患者死亡的根本原因。

　　（4）本案醫患雙方對死因存有爭議，但是醫學會沒有法醫參加，根據《醫療事故技術鑒定辦法》第二十一條第三款 “涉及死因、傷殘等級鑒定的，應當按照前款規定由雙方當事人各自隨機抽取一名法醫參加鑒定組” 的規定，本案某醫學會醫療事故技術鑒定沒有法醫參加，鑒定程序明顯違法，不應作為認定本案事實的依據。

　　（5）本案并不存在醫療事故罪的構成要件，護士的行為并不構成犯罪。

　　2、審查起訴機關的意見：

　　經某區檢察院審查并退回補充偵查，檢察院認為該案認定的犯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四款的規定，決定對護士甲和護士乙不起訴。
 

　　深圳醫療律師指出關于輸血操作有以下相關法律法規等規定

　　首先，《臨床輸血技術規范》第十九條規定：“全血、血液成分入庫前要認真核對驗收。核對驗收內容包括：運輸條件、物理外觀、血袋封閉及包裝是否合格，標簽填寫是否清楚齊全（供血機構名稱及其許可證號、供血者姓名或條型碼編號和血型、血液品種、容量、采血日期、血液成分的制備日期及時間，有效期及時間 、血袋編號／條形碼，儲存條件）等。”

　　第二十九條規定：“輸血前由兩名醫護人員核對交叉配血報告單及血袋標簽各項內容，檢查血袋有無破損滲漏，血液顏色是否正常。準確無誤方可輸血。”

　　第三十條規定：“輸血時，由兩名醫護人員帶病歷共同到患者床旁核對患者姓名、性別、年齡、病案號、門急診／病室、床號、血型等，確認與配血報告相符，再次核對血液后，用符合標準的輸血器進行輸血。”

　　其次，該醫院頒布的《安全輸血操作規程》第4條規定：“輸血前由兩名護士再次核對供血者血型、編號及受血者姓名、病案號、原始血型、交叉相溶實驗結果和醫囑。”

　　第5條規定：“至病人床前輸血時，嚴格執行查對及無菌操作制度。”

　　同時，該醫院頒布的《急診科護理人員輸血技術規范》第9條規定：“輸血前需經二人查對，查對患者血型原始報告單、配血單、血袋標簽、獻血員及患者姓名、血型、住院號、交叉配血結果、采血日期、血液質量無誤后方可輸入。供血者血袋一定要保留到患者輸血完畢，經24小時后無反應方可按規定處理。”
 

　　其次輸錯血的原因：

　　我國現行臨床輸血操作規范是根據“病歷及受血患者信息（姓名、血型、配血單等）——交叉配血單（同時有受血患者和獻血者姓名及血型等）”核對受血患者姓名是否一致，然后用“交叉配血單——血袋標簽（獻血者姓名、血型、條形碼等，但無受血患者姓名）”核對獻血者姓名是否一致，即血袋標簽內容與受血患者的信息之間沒有一致信息內容（比如“姓名”）供核對，僅通過交叉配血單作為媒介核對。
 

　　本案的護士已經核對了“病歷及受血患者——交叉配血單”信息，然后又核對了“交叉配血單——血袋標簽”信息，按規定已經完成了相關的核對內容，但是在核對完之后在拿起血輸上的一刻出現不慎，由于輸血操作規范要求的血袋標簽并不要求填寫受血患者的姓名，此時血袋標簽上沒有患者姓名等內容，故無法與患者本人核對，最后出現輸錯血。

　　
　　本案是護士在輸血時的最后環節出錯，由于輸血相關規范并沒有要求對最后環節進行核對的規定且實際操作中也無法進行核對，故該不慎輸錯血僅僅是民事上一般過失，但并沒有違反核對規定。

　　本案出錯的環節在于患者最后輸上血時，原因由于現行輸血制度規定的輸血袋上的標簽內容并沒有患者的姓名，故在輸血時最后接通液路的那一刻時輸血袋無法與患者本人進行核對。由于上述規定的“輸血時”并沒有包含血液輸上時的最后環節，故雖存在民事上的過失，但認為護士違反明文的查對規定是缺乏依據的，當然更不能以此認為嚴重不負責任。
 

　　正因為如此，本案發生后很多醫院開始要求在輸血袋上在輸血前注明患者的姓名以供該最后環節核對，這也反映了原有的輸血核對制度規定存在漏洞，但就本案而言，由于護士沒有違反原有查對制度的明文規定，故在輸血時的最后環節出錯僅僅是一般的不慎的民事過失，但并不是違反已有的核對規定。
 

　　本案護士是否構成醫療事故罪，偵查機關立案的關鍵證據就是某區醫學會的醫療事故技術鑒定書，那么是否僅憑該鑒定書就可以認定醫療事故罪呢？

　　根據《刑法》第三百三十五條規定：“ 醫務人員由于嚴重不負責任，造成就診人死亡或者嚴重損害就診人身體健康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對于該罪其構成要件如下：

　　（一）主體要件： 本罪主體為特殊主體，是達到刑事責任年齡并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實施了違章醫療行為的醫務人員。

　　（二）主觀要件：本罪在主觀方面表現為嚴重不負責任。那么什么是嚴重不負責任？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一）》第五十六條“醫療事故案（刑法第三百三十五條） ”規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屬于本條規定的“嚴重不負責任”：

　　1、擅離職守的；

　　2、無正當理由拒絕對危急就診人實行必要的醫療救治的；

　　3、未經批準擅自開展試驗性治療的；

　　4、嚴重違反查對、復核制度的；

　　5、使用未經批準使用的藥品、消毒藥劑、醫療器械的；

　　6、嚴重違反國家法律法規及有明確規定的診療技術規范、常規的；

　　7、其他嚴重不負責任的情形。

　　（三）客體要件：本罪侵犯的客體是醫療單位的工作秩序，以及公民的生命健康權利。

　　（四）客觀要件：本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嚴重不負責任，造成就診人死亡或者嚴重損害就診人身體健康的行為。

　　本案的輸錯血是在于輸錯血的最后環節出錯，該處錯誤只是護士不慎而導致一般民事過失，對于相關的核對規定護士已經履行，所以不存在嚴重違反核對制度的情形，故不應認定該兩護士嚴重不負責任。

　　同時患者三個月后死亡的根本原因并不是輸錯血，而是其自身的原發疾病，且某區醫學會醫療事故技術鑒定對此認定的“不排除沒有”因果關系，但并沒有認定存在因果關系，故不能認為是輸錯血造成就診患者死亡，因此本案認定構成醫療事故罪的主觀要件和客觀要件不具備，不能認定構成醫療事故罪，某區檢察院最后也認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決定對護士不起訴。

　　醫學會的醫療事故鑒定是為進行行政責任認定而進行的，構成醫療事故可能會承擔行政責任，但是并不必然存在刑事責任，認定醫療事故罪必須嚴格按照刑法的規定進行，故構成醫療事故未必構成醫療事故罪，司法實踐中必須嚴格區分罪與非罪的界限，切實保護醫患雙方的合法權益。

　　法律上，承擔的責任分為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民事責任的承擔依據為雙方當事人的約定、法定和公序良俗，行政責任的承擔依據必須是法律的明文規定，刑事責任的承擔依據為罪刑法定原則，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即必須符合法定的構成要件。

　　醫療糾紛案件中，在認定醫務人員承擔民事、行政、刑事責任方面，相關的司法行政機關通常會相互借用證據，尤其是醫療事故技術鑒定書，相關司法行政機關會以此為依據判令或責令醫務人員支付賠償款、被行政處罰及刑事處理等。

　　由于醫務人員的診療行為存在瑕疵的情形一般分為：不完美的瑕疵、違反醫療規范、一般民事過失、嚴重不負責任，評價民事、行政和刑事責任，對過錯行為的程度及性質是不同的，故司法實踐中，雖在民事、行政及刑事案件中均以相同的醫療事故技術鑒定書作為依據，但必須根據鑒定書的內容結合法律規定嚴格應用，而不是見到鑒定意見就不分青紅皂白的盲目套用。

　　因此，司法行政機關在不同性質的案件中，應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事實、證據及法律規定來認定該醫務人員承擔合理的法律責任，而且必須有理有據，簡單認為構成醫療事故即可追究醫療事故罪是不正確的，否則不僅會損害當事人的合法權益，而且也會損害司法的權威性和公平性、公正性。  深圳醫療事故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