襲警罪形成獨立成罪。襲警罪的建立體現了我國刑法體系的自我完善、刑事政策的綜合考慮和社會治理的實際需要。但設置只是開始，適用性是關鍵。在這方面，我們必須明確警察襲擊保護法律利益的單一性及其與妨礙公務罪的競爭關系，準確把握法律中人民警察、暴力、依法執行公務等關鍵概念，明確警察襲擊的司法適用路徑。
一、襲警罪的立法背景
是否應當設立襲警罪，以及如何設立襲警罪，是各國立法進程中都無可避免、不可忽視的問題。我國現行《刑法》在1997年頒布時，并未對襲警行為做出任何明確規定。
2015年8月29日，《刑法修正案（九）》被表決通過，將襲警行為規定在妨害公務罪第五款中，明確暴力襲擊正在依法執行職務的人民警察的，應依照妨害公務罪從重處罰。
2020年1月，兩高一部印發了《關于依法懲治襲警違法犯罪行為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進一步明確襲警行為的認定及處罰標準，為依法懲治襲警犯罪行為提供了指引。
2020年12月26日，《刑法修正案（十一）》被表決通過，最終將襲警行為從妨害公務罪中剝離出來，設立為單獨的襲警罪。相較于原《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五款的規定，單獨設立的襲警罪在內容上有兩個方面的變化：
在行為方式上，將襲警罪劃分為“暴力襲擊”與“使用槍支、管制刀具，或者以駕駛機動車撞擊等手段”兩類；在法定刑上，將襲警罪根據情節嚴重程度劃分為兩檔刑罰，并將法定刑上限由原來的三年有期徒刑上調至七年有期徒刑。
寶安福永律師指出，對社會危害程度不同的犯罪行為匹配適體的罪名，形成輕重有別的科學合理的刑法罪名體系，是國家刑事法治治理現代化發展方向的具體體現。[i]襲警罪的立法進程，也反映出我國刑事立法體系正朝著更為科學合理的方向發展。
二、對襲警罪所保護法益的認定
深圳寶安區福永刑事辯護律師提示明確襲警罪所保護的法益，是適用襲警罪的前提。襲警罪所保護的是單一法益還是復合法益？是僅僅對警察執法權的保護，還是對警察執法權與警察人身權的雙重保護？對此，學界觀點并不統一。就本文觀點來看，雖然襲警罪在罪名設置上暗含保護警察人身權的意味，但襲警罪所保護的僅僅是警察執法權這一單一法益。
其一，襲警罪脫胎于妨害公務罪，所保護法益也應與妨害公務罪具有一致性。一般認為，妨害公務罪所保護的法益為執法權。人民警察作系國家暴力機關的執行者，與違法犯罪分子有直接性接觸，其較之一般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群體而言更具特殊性。如警察的執法權受到沖擊或威脅，其后果也將更加嚴重，更加動搖國家執法的權威性。因此，為實現定罪量刑的均衡性，也為更好地維護國家執法權威，襲警行為獨立成罪并被刑法賦予較之于妨害公務罪更高的法定刑上限。誠然，此舉必將連帶性的保護到依法執行公務的人民警察的人身權，但這種連帶性的保護并非襲警罪保護的目標性法益。
其二，將襲警罪保護的法益認定為單一的警察執法權，并將對警察人身權的保護歸為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的框架內，能夠保證刑罰體系的協調性。如將警察人身權納入襲警罪所保護的法益內，一方面會導致襲警罪與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的保護范圍重合，使得刑法適用界限模糊；另一方面則極易導致實踐中的暴力襲警行為被“一刀切”的認定為襲警罪，使得襲警罪適用范圍的擴大化。另有觀點提出，妨害公務罪與襲警罪以執法權為主要保護法益，以人身權為次要保護法益，并試圖論證“妨害公務罪只能以與輕傷及以下后果相對應的人身權利作為自己的次要保護法益”。此觀點有待商榷：如果認定妨害公務罪（或是襲警罪）保護輕傷以下后果的人身權，就相當于認定相關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或是人民警察）獲得了相較于普通公民的更大范圍的保護——因為故意傷害罪僅能對輕傷以上后果追責。此結論有違刑法面前一律平等的基本原則。據此，應明確襲警罪所保護法益僅為警察執法權。
三、襲警罪與妨害公務罪的關系
襲警罪前身為妨害公務罪第五款的“暴力襲警條款”，《刑法修正案（十一）》在此條款基礎上對其內容進行一定程度的修正和增補，最終將其設定為獨立罪名。厘清襲警罪與妨害公務罪的關系，是理解與適用襲警罪的前提。
襲警罪是妨害公務罪的特殊罪名，與妨害公務罪相比，其行為對象和行為手段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第一，從行為對象上看，襲警罪的行為對象僅限于依法執行職務的人民警察，而妨害公務罪的行為對象則更加廣泛；
第二，從行為手段上看，成立襲警罪所要求的行為手段必須具備暴力性，并特別規定對使用槍支、管制刀具或者駕駛機動車撞擊等手段從嚴處罰，而對于未達到暴力程度的行為手段（如威脅等）則構成妨害公務罪。
由此可見，襲警罪與妨害公務罪屬于一般法條與特殊法條的關系，兩罪共同搭建了保護執法權的金字塔，妨害公務罪在下層，襲警罪在上層，“在成立襲警罪的場合，必然符合妨害公務罪的構成要件”[ii]。
在此基礎上，針對襲警行為的不同情形及引發的不同后果，《指導意見》在第三條中做了進一步規定：
對于“駕車沖撞、碾軋、拖拽、剮蹭民警，或者擠別、碰撞正在執行職務的警用車輛，危害公共安全或者民警生命、健康安全”的，符合相關罪名的構成要件的，適用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故意殺人罪或者故意傷害罪，并酌情從重處罰；“暴力襲警，致使民警重傷、死亡”的，符合相關罪名的構成要件的，適用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并酌情從重處罰。
因此，襲警罪、妨害公務罪與其他關聯性罪名共同構成了對襲警行為的規制框架。
四、對法條重點內容的理解
?。ㄒ唬?ldquo;人民警察”的界定
對于“人民警察”概念的范圍，我國法律已有明確規定。根據《警察法》第二條第二款的規定，人民警察包括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監獄、勞動教養管理機關的人民警察和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的司法警察。其中，公安警察又包括治安警察、交通警察、刑事警察等。
然而，在對“人民警察”身份范圍進行界定時，輔警身份應如何界定始終是不可回避的一個環節。國務院辦公廳于2016年11月印發的《關于規范公安機關警務輔助人員管理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管理意見》）第三條明確了輔警非人民警察身份的地位。
考慮到在社會生活中，輔警受公安機關管理并輔助履行人民警察的部分職務，在執行職務時也具備人民警察的部分特征，對于輔警在執行職務時能否被擬制以人民警察的身份存在一定爭論。
對此，存有三種觀點：其一，輔警應當在執行職務時被擬制為人民警察，襲擊輔警的同樣可構成襲警罪；其二，輔警不具備人民警察身份，襲擊輔警的構成妨害公務罪；其三，輔警在與人民警察共同執行職務時，可被擬制為人民警察，在單獨執行職務時，則不具備人民警察的身份。就本文觀點來看，第二種觀點更具合理性。
襲警罪所保護的法益系人民警察在執行職務時所體現的警察執法權，因此，對人民警察身份范圍的確定，也應以其能否體現警察執法權為標尺。認定輔警身份的根本標準，也在于其在執行職務時能否代表與人民警察同等程度的執法權，這種代表性應由其實質執法性與公眾認知可能性兩方面來評判：
第一，從實質執法性上看，《管理意見》在第二章中對輔警的職責、義務和權利做出規定，明確輔警應在公安機關與人民警察的指揮和監督下，協助開展執法執勤、行政管理、技術支持等勤務工作，輔警職責范圍內往往不涉及人民警察的核心執法工作；
第二，從公眾認知可能性上看，輔警的證件、制服和標識較之人民警察亦有很大差別，尤其是輔警制服上明顯的“輔警”袖標，能夠從外觀上使一般社會公眾對其輔警身份有明確認知。由此可見，輔警在對警察執法權的代表性上，遠遠低于正式的人民警察。
此外，從襲警罪的刑罰設定上看，因其比妨害公務罪的法定刑更高，在罪名認定上更應從嚴把控。輔警屬公安機關的合同制員工，不享有行政編制，并不屬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將襲擊依法執行公務的輔警的行為劃定為妨害公務罪的可追責范圍內，是將其輔警身份擬制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結果。如進一步將輔警身份擬制為人民警察，不但會造成對其身份的雙重擬制，而且會使襲警罪的對象范圍過于寬泛，有損于刑法的謙抑性原則。
基于此，輔警不宜被擬制為人民警察，襲擊依法執行職務的輔警的，以妨害公務罪追責即可。
（二）對“暴力”的界定
構成襲警罪，要求行為人必須以暴力方式襲擊依法執行職務的人民警察，這與妨害公務罪所要求的暴力、威脅方法在行為方式與強制程度上均有很大不同。
要準確把握襲警罪的“暴力”概念，需要從兩方面對暴力的范圍予以界定：其一，襲警罪中的暴力僅包括有形暴力，還是包括有形暴力與無形暴力？其二，襲警罪中的暴力僅指對人的直接暴力，還是指對人或物的暴力？如是后者，這種暴力包括對物的直接暴力，還是要求對物的暴力要間接的作用于人身？
第一，襲警罪中的暴力應當以有形力為限。從文義解釋上看，襲警罪中的“暴力”與“襲擊”相聯系，而“襲擊”意指“出其不意的打擊”并主要表現為有形力，將此處的暴力手段解釋為有形力，能夠與前后條文含義相銜接，符合文義解釋的一般要求。此外，襲警罪將妨害公務罪中的“暴力、威脅方法”限縮在“暴力”的范圍內，實質上是舍棄了與暴力相并列的威脅等無形力的強制手段，從而更加突出有形力的特征。
第二，在暴力對象上，應當包括對人的暴力及對物的暴力兩種，其中，對物的暴力應當對人的身體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例如，警察在警車中時，駕駛機動車撞向警車，此行為從表面上看系對警車這一物所實施的暴力，但實質上危及到了警察的人身安全，應當認定為襲警罪中的暴力襲擊；又如，警察離開警車后，駕駛機動車撞向警車，此行為僅僅系對警車這一物所實施的暴力，沒有危及警察人身安全的可能性，則不應當認定為襲警罪中的暴力襲擊。
（三）對“正在依法執行職務”的界定
要正確理解“正在依法執行職務”的概念，需從兩方面把握：其一，應如何認定“正在”依法執行職務？其二，應如何認定正在“依法”執行職務？對“正在”的判斷，不宜以時間為唯一標準，而應根據人民警察的實質執行行為進行綜合認定。例如，人民警察下班后，偶遇突發事件而依法履行職責的行為，則應當被納入“正在”執行職務的情形內。根據《指導意見》第五條的規定，“民警在非工作時間，依照《警察法》等法律履行職責的，應當視為執行職務。”這也進一步明確了對執行職務中“正在”的理解。
對“依法”的判斷，應從權力來源合法、權力行使范圍合法、權力行使程序合法等多個維度進行把握：
第一，從權力來源上看，國家權力機關授權人民警察以執法權，這種授權針對的是特定的具備人民警察身份的自然人，因此，人民警察在執行職務時是否具備執法權所要求的主體身份是判斷其權力來源合法性的重要依據；
第二，從權力行使范圍上看，人民警察應當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行使職權，越權行為不被納入本罪保護對象；
第三，從權力行使程序上看，人民警察執行職務必須依照法定程序，缺乏程序正當性的執法行為不應被納入襲警罪的保護對象中。
需要強調的是，對于超越執法權范圍執行職務的行為，如治安警察參與刑事司法工作等，因其超越了法律規定的權力行使范圍而當然不受襲警罪的保護，但人民警察在執法過程中因“方法上的不當或言語上的生硬”所造成的“情有可原的瑕疵”[iv]，則應當被認定符合襲警罪中“依法”的要求。
五、結語
襲警罪的設立是大勢所趨，是我國法治化建設推動下的產物，也是加強對警察執法權的保護力度的現實需求?！缎谭ㄐ拚福ㄊ唬穯为氃O立襲警罪只是一個開始，如何在未來的司法實踐中準確把握和適用襲警罪，仍需予以長期的關注與探討。此外，還需注意在司法實踐中把握法益保護與人權保障之間的平衡關系：既要防止警察執法權的濫用，嚴格限制襲警罪的打擊范圍；又要避免個體自由的泛化，維護警察執法的權威性，以保證社會生活的穩定有序。無論如何，厘清襲警罪所保護法益的單一性以及其與妨害公務罪之間的競合關系，始終是適用襲警罪的大前提，而對法條中關于“人民警察”、“暴力”、“正在依法執行公務”等關鍵概念的把握，則決定了襲警罪適用的具體方向與路徑。 深圳寶安刑事辯護律師事務所